我和我的祖國 | 盧淑華:我的社會學之路

編者按:百餘年來,北京大學始終與國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運。特別是北大的廣大離退休老同志在劈波斬浪中開拓前進,在披荊斬棘中開闢天地,他們的功業載入史冊,他們的精神歷久彌新。這裏是北大一批老同志的回憶文章。他們的回憶,從不同的側面,勾畫出北京大學的發展歷程,記述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是瞭解北大歷史,乃至中國高等教育史的珍貴史料,也為我們理解北大傳統、傳承北大精神提供了一本生動的教科書。這是一封穿越時空的來信,更是一份矢志報國、不懈奮鬥的青春宣言。

個人簡介:盧淑華,1936年2月出生於江蘇南京,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53年考入南京大學物理學系,1955年赴莫斯科大學留學,1960年進入北京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任教,1978年起在北京師範大學現代化教育技術研究所工作,1986年調入北大社會學系任教。長期從事社會研究方法、社會統計學的教學與研究。

新中國培養我上大學

我從小在南京長大,清楚地記得抗戰勝利後民眾歡迎國民黨政府的盛況,但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因為迎來的不是建設百廢待興的家園的政府,而是忙着搶佔汪偽留下的財產和忙着給自己找後路的各路接管大員,腐敗之極,無以復加。當然教育也沒有發展,只是維持汪偽政權留下的幾所學校而已。小學畢業後能上中學是很難的,私立學校學費高昂,公立學校鳳毛麟角,我小學畢業後險遭失學。

1947年我從南京市秦淮河畔的夫子廟小學畢業,幸運地考上了南京市第一女子中學,這是全市唯一的公立女中。拿到錄取通知書,全家特別興奮,真是像中了狀元,但興奮之餘,愁上眉梢,那年學費有了新花招,説是由於教室不足,新生要增加一項贊助費,幫助學校建校舍。第一年學費堪比私立學校,這是我家負擔不起的。因交不起學費,只能眼睜睜看着錄取通知書,失學在家。學期一天天過去,落下的功課越來越多。父母焦急萬分,最後只得孤注一擲,父親直面校長:“我一時實在拿不出全部學費,兩個月後我一定交齊,學費可以補上,但孩子落下的功課可就補不上了!”父親的一席話,讓校長動了惻隱之心,出於同情,她破例展紙揮筆,同意我先來上學,欠下的一半學費過後補齊。就這樣,我打了欠條走進了教室,這時學期已經過半,但總算沒失學,是中學生了。

1949年新中國成立了,百廢俱興,“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我再也不用擔心失學了,也不會早晨餓肚子去上學了,更不再是令人難堪的、賒着學費上學的學生了。學校不僅免收學費、課間有免費豆漿,貧困學生還有免費午餐,這也是我第一次吃上西紅柿炒雞蛋,是我有生以來少數幾次有記憶的美味佳餚。我是1953年上大學的,對於原本連上中學都很僥倖的我來説,已是很知足了。國家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為了加快人才培養,從中學和大學一年級選派留學生去蘇聯和東歐各大學學習,我又幸運地被派往北京俄語專科學校留蘇預備部,經過一年的俄語強化培訓,1955年前往世界著名的莫斯科大學物理學系學習。

八竿子打不着的社會學系

我自幼擅長數理,高考以數學滿分考取了第一志願南京大學物理學系。一年後又獲得保送留蘇的機會,在莫斯科大學物理系學習五年。1960年回國後,分配在北京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任教。2000年我在北京大學退休,退休單位不是無線電電子學系,而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社會學系。對專業人員來説,歷來是“隔行如隔山”,認識我的人都感到驚訝,怎麼會從理科轉到文科,這個彎子轉得可真大啊!甚至連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我最終會以社會學為業。

如果不是那場史無前例的“革命”,我一定是在北大無線電電子學系工作至退休。“四人幫”倒台後,北大無線電電子學系承擔了國家電子工業部試製數字通信收端機的任務,我是試製數字通信收端機主要技術(數模轉換和幀同步)負責人,是研製數字通信的技術骨幹,政治上也平了反,但我希望換個工作環境。一天,北大副教務長張羣玉出現在我家,她看我決心已定,動情地説:“每當看到在北大工作多年的老同志要離開時,我都感到很難過,是北大沒把大家照顧好。”這是唯一一次北大校級領導和我談話,而且是登門造訪,很温暖、很有人情味,令我終生難忘。1978年我告別工作了18年的北大,來到北京師範大學現代化教育技術研究所。

“由理入文”的 “敲門磚”

我不斷被北師大列為派出人選,先是打算被派往南斯拉夫,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北師大培訓計算機輔助教學(CAI),我又被列入其中。1981年我來到了美國,先在波士頓數字設備公司交流,後到俄亥俄大學訪學,雖然時間不長,但對我的職業軌跡起着決定性作用。

為了學習CAI,俄亥俄大學的唐寅北教授為我們選擇了心理系的程序教學課本《統計學》,我結識了該系統計學教授R.克萊爾(Geeqe R. Klare),他畢生研究認知心理的統計模型,探討應用文字的易懂性。無論是課程,還是克萊爾教授的研究,都使我大開眼界。原來在理科所熟悉的概率統計,在文科也大有用途,所謂學科交叉,不僅是相鄰學科,還可以是文理兩大學科,我感悟到了美國先進之所在。

回國後,聯合國教科文協議中的計算機遲遲未到貨。我無事可做,於是在所裏開設了概率統計課,這原本是由數學系開設的。同時也是出於興趣,我又積極探索統計在其他社科領域的應用。當時全國婦聯正開展北京市婚姻調查,我自告奮勇承擔了該項統計工作。當時還沒有應用統計包,每項統計都要自己編寫程序,工作量還真不小,但我樂此不疲,當別人用我統計的結果寫報告、做文章時,我很有成就感。此外,我用相關、迴歸、列聯表、統計檢驗等寫了一篇文章,交給了全國婦聯。他們把文章退還給我,原因是看不懂,所以總體調查報告中不要了;但建議我可找其他刊物發表,我理解就是文責自負的意思。所以,我的《婚姻道德觀的統計分析結果》一文,是以個人名義發表在《社會學通訊》(1983年第4期)上的,該雜誌就是社會學核心刊物《社會學研究》的前身。不曾料到,該文成了我改行社會學的敲門磚。

毛遂自薦

1984年的一天早晨,一位陌生的女士來敲門。她自報是北大社會學系1981級碩士劉沈生,是通過《社會學通訊》編輯部找到我家的。我當時心中不免詫異,不僅因為此人我不認識,而且我也沒聽説過北大有個社會學系。雖然這是新成立的,但並不是新系。早在20世紀30年代,燕京大學就有社會學系,當年雷潔瓊先生就是社會學系教授,20世紀50年代院系調整,全盤蘇化,社會學系被取消。1978年,改革開放的號角在祖國大地吹響,活躍的北大人乘時機之東風,在老一輩社會學家的努力下,首批恢復了社會學系。但畢竟中斷了30年,國外社會學系的課程有了飛躍發展,例如統計學、計算機都成了社會調查研究不可或缺的知識和工具,統計學成了社會學系學生的主幹課,而劉沈生同學正是看到我的文章來求教的。談話中,我感到雖然離開北大僅短短几年,但改革開放帶給北大的變化太大了,北大涌現出不少新系或新專業,其中包括社會學系。她還説,由於是新系,統計學方面還沒人開課,希望我能去講。她的建議讓我動了心,一方面是自己對統計應用有興趣,另一方面我在北大工作近20年,北大對我已是故鄉。

不久,我託人帶話,要求拜見社會學系主任袁方教授。記得那天是在北大27樓袁先生辦公室,我呈上了發表的文章,並毛遂自薦,可以來開設社會統計學課程。我告訴袁先生,我在做北京市婚姻調查時,從中國社科院薛寅老師處借看過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李沛良教授在社會學講習班上講授社會調查和統計分析的講義(後來以《社會研究的統計應用》為名出版),對社會統計學的內容和所舉的例子是瞭解的。我在北師大現代化教育技術研究所開設概率統計課,還編寫了講義,所以講授統計知識是有經驗的。聽了我的一番介紹,由於我的自信和社會學對定量研究的重視,袁先生立即表示,歡迎我來給1983級研究生開設社會統計學課。就這樣,講課之事竟一次談妥。説起來,我和袁先生素昧平生,在談話前大家還互不瞭解,能在如此短的時間裏拍板定案,我深感他的工作魄力和對定量研究的重視。套句美言,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吧!記得當時的副系主任華青教授在排課表,正為找不到教員發愁,所以他説:“你來得正好啊!”

告別理科

1984年秋季,我回到闊別了6年的我所熟悉的北大講台。與以往不同的是,我面對的不是理科的學生,而是文科的學生。我為北大社會學系1983級研究生首次開設了“社會統計學”課程。出乎意料,初次登場,同學普遍反映很好,認為我比外籍教員講得還清楚。想來不僅因為我用的是祖國的語言,而且因為我把理科的教學特點帶進了文科,同學感到新鮮、條理清楚、概念嚴謹。之後,我越來越多地介入了社會學系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代表社會學系承擔了科委的合作項目;作為社會學系的成員,參加了美國社會統計學創始人布萊洛克教授來華的系列講座;1985年8月作為中國社會學代表團成員(團長袁方,成員盧淑華、高小遠),參加了美國第80屆社會學年會,會後訪問了美國多所大學。社會學系給我如此多的任務,讓我不得不對今後的職業取向做出抉擇。當時北師大現代化教育技術研究所所長張至善教授,也是我原來在北大無線電電子學系的老領導,力勸我留在北師大,從事尖端的科研任務,主持語聲信號處理。但社會學實在太誘人了,它無所不包,小大由之,大可研究國家的方針政策、社會的真知灼見,小可研究柴米油鹽、婚喪嫁娶、生兒育女。因此我相信,在社會學裏我一定會找到自己感興趣的研究。1986年我徹底告別理科,從兼職正式調入北大社會學系,開設社會統計學課程,這在國內是首創。社會學是一門很注重社會調查的學科,比其他社會科學學科更注重收集數據和分析數據,因此統計學課程不僅是必修而且是主幹課。因為北大有社會統計學、社會調查方法、統計包等課程,一時間北大的社會研究方法類教學很是風光,被稱作“方法派”。北大社會學系主任袁方教授也説過:“別人説北大是方法派,那我們就是方法派,方法派也不錯呀!”當時正值《中國大百科全書》編寫第一版,社會學方法分支編寫組主要成員都是北大社會學系的,袁方教授是主編,我是副主編(共2名),可見北大社會學系的調查方法在業內是公認的。

我自調入社會學系後,深感自己已不是簡單地講授統計課,而是運用統計知識為社會研究服務。用句不太文雅的話説,屁股要坐在社會學上才行。例如,課上用的應是社會學的專業術語,講的、舉的例子應取自社會研究。為此教員必須兼有兩種學科的知識,對於我來説,社會學必須從零學起。幸運的是,當時正值社會學專業恢復初期,除了老一輩外,其他老師也都是轉行來的,我們和學生一起聽外教的課程,參與學科的科研、社會調查,聆聽大師們的講座,做到教學相長。就這樣,我的課程兼有文理兩科的特點。文科的同學一般很怕數學,但對我講的統計課,他們感覺容易懂,這都是因為我生活在他們中間,懂得以文科同學的思路講授課程。

《社會統計學》等教材的出版

如今我退休已19年了,回顧從事社會學教學研究近20年的光景中,我也曾主持或承擔過從國家級到校級各種科研項目,有過不少具有定量分析特色的成果,參加過各種有關的國內外會議,先後獲得從省部級到校級各類教學、論文、著作獎,但似乎這些都已時過境遷、煙消雲散了。讓我始料不及的是,那本記載着我課堂心血的教材《社會統計學》一直在高校社會統計學課堂上發揮着作用。

盧淑華與自己編著的幾本教材

進入社會學系後,經過幾年的教學,我編寫的供社會學本科生用的教材《社會統計學》一書於1989年出版,深受讀者歡迎。20世紀90年代,北京社科院曾就社會學的主幹課教材進行問卷調查,被調查的有全國16所大學社會學系/專業的全部碩士生、博士生以及他們的導師。我編寫的《社會統計學》獲同類教材綜合評分第一名。(朱敏:《對社會學教材質量的評價和分析》,《社會學研究》1994年第5期)此外,這本教材還多次獲學校和教委的教材獎:1987年9月獲北京大學年度教學優秀獎;1991年5月獲北京大學科學研究成果著作二等獎;1992年11月獲國家教委第二屆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二等獎;1997年7月獲北京大學教學優秀成果獎;2011年獲中國大學出版社圖書獎第二屆優秀教材獎二等獎。截止到2019年7月,這本教材累計總印刷次數達33次,第五版書稿正在審校中。歷經30多年的考驗,這本教材得到了相當廣泛的肯定,擁有了穩定的讀者羣。

《社會統計學》這本教材一直延續着我的社會學生命,它的影響力並沒有隨着我的退休而煙消雲散。相反,它的發行量有了相當大的增長,這使我退休後也無法與教學完全告別,隨時要準備答覆讀者的各種問題。正因如此,退休後我不但完成了這本書的多次修訂,還撰寫了供大專生和研究生用的兩本新教材。

2000年退休前我講授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課程的時間,達16年之久。北大出版社建議我將相關講稿整理成書,最初想到的是曾為社會函授大學撰寫的大專本,由內部使用改為正式出版。我在查閲有關資料時,發現社會學研究生用的多元統計教材幾乎是空白,少數的幾本都是以介紹統計包為主,不是系統介紹統計知識的。回憶當年我講授的研究生課程,除了一般內容外,還有美國社會統計學創始人布萊洛克教授來華講授的一些精彩內容,現在也都無人知曉了。例如,對於統計分析的研究成果,他諄諄告誡讀者:“一要謙虛,二要幽默。”真是擲地有聲,非大師莫屬。因此我決定撰寫一本供研究生用的教材,也算是寶刀不老,發揮餘熱吧!誠然,完成一本教材絕非易事,沒有數年工夫是絕對完不成的。儘管我已是耄耋之年,但感到一種甘為人梯的責任——為後來的教師拋磚引玉,以便完善統計學相關的教材建設。其間,我跑書店,查數據,自費購買、複印相關書籍,以便充實我過去的講稿,跟上時代的步伐。由於書中公式多、圖表多,羅馬字母、希臘字母、大寫、小寫一應俱全,排版很是不易,往往不下四五次改錯。在北大出版社同人的努力下,新教材的出版總算完成了。其中,大專教材《社會統計學概要》2016年7月出版;研究生教材《多元社會統計分析基礎》2017年7月出版。

20世紀90年代,研究人員在進行社會調查,中間做筆記者為盧淑華

對教員來説,教材是教學的文字結晶,同時也是教學生涯的延續。退休後,雖然課堂的學生沒有了,但教材使我有了更多未曾謀面的學生,增強了我和更多同學的聯繫,保持了我對學科的熟悉度和興趣,延續着我的社會學生命。每每在不同場合,陌生的人遇到我,送上一句:“啊!你就是盧老師,我讀過你的書!”我便感到欣慰和自己的價值。

個人命運和祖國休慼相關

回首往事,我職業的軌跡似乎帶有很強的偶然性。例如,當年若不是聯合國機構的計算機長期未到貨,我也不會去全國婦聯做統計分析,也就不會發生後面轉行之事。但正如恩格斯所説:“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這種偶然性始終是受內部的隱蔽着的規律支配的。”實際上,支配我生命軌跡的規律就是祖國的命運。套用一句統計學上的術語,個人發展和國家命運一定是強正相關的。回顧我的人生軌跡,和祖國的命運、北大的發展可以説是休慼相關。且不説我從小學、中學、大學、留學蘇聯都是靠國家的培養,就以我的改行而言,從宏觀層面看,無疑是國家改革開放的產物;從微觀層面看,則是北大勇於創新、敢於領先的結果。記得當時受蘇聯計劃經濟的影響,將概率統計引入社會科學被看作是資產階級的玩意兒,是受批判的。而當時北大社會學系領導義無反顧地鼓勵和支持我開設社會統計學課程。事實證明,這樣的決定是正確的。自從北大首創社會統計學課程以來,各校開設的社會統計學都是以概率論為基礎展開的。應該説,創新是要有氣魄的,幹事業是要有點兒膽量和魄力的。感謝北大,有不怕事業辦大、就怕辦不大的膽量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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